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在长城内外、在大江南北、在中国的广大城市和农村，到处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景象。

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紧接着，以家喻户晓的“万元户”出现为标志，农民们勤劳致富的热情被空前的、彻底的调动起来了。

新华社《雁滩的春天》、人民日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等新闻媒体的宣传，更是让数以亿计的农民们对“万元户”这一富裕的代名词，充满了无限遐想。

在李袁坝，当生产组长袁林海，拿着一份从乡政府办公室“顺手捎来”的一九八六年的报纸，告诉大家在山村之外、在临近县城的两个乡镇，已经有人成为了年收入超过一万元的“万元户”时，坝上人震撼了。

试想，他们一年四季起早贪黑辛勤忙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任何偷懒的心思，到头来手里仍然留不住半个闲钱，有的家庭甚至连温饱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同属于山区农业县，同样是农民，同样是一双手，别人昨就能够做到年收入过万呢？

震撼过后，坝上人的思维极端的活跃起来了。

他们觉得，仅凭李袁坝现有的自身条件，想要成为腰缠万贯的“万元户”，根本就不太可能。

如果想要有所突破，必须另辟路径。

思来想去，部分头脑灵光的坝上人得出结论，想要挣大钱就必须走出李袁坝，走向外面的天地。

这样的天地，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县城附近了。

于是出远门打工，渐渐成了一种谋求更高收入的现实途径。

然而，坝上人出门打工的日子充满了酸甜苦辣，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笑，也有泪水。

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坝上的袁继光夫妇。

夫妻二人结婚五年，孩子三岁。

这几年一直老老实实在家务农，顺带照顾两个老人和小孩，日子算是过得马马虎虎——勉强能够填饱肚子而已。

恰好年前，小姨子何小梅来信说，她与谁谁谁正在广东打工，年收入最少也有三四百元。

袁继光当时就想带着妻子赶赴广东，可妻子何二梅认为孩子太小，没有同意。现在，县里万元户的消息传开，夫妻二人商量一番后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广东。

背上行囊，怀揣梦想。

两口子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父母，踏上了去往广东的列车……

到达广东，根据信上提供的地址多方打听，辗转找到小姨子何小梅。

但何小梅原来上班的那家工厂已经倒闭，现如今在一家餐厅帮工，收入已然大打折扣。

满脑子充斥着发财梦的袁继光并不灰心。

他与妻子何二梅商定：既然到了广东，就不能再卷起铺盖回家种地，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才能回去。

之后，两口子与小姨子合租了一间民房，何二梅与何小梅睡床上，袁继光每晚打地铺。

接下来一个多月，何二梅跟着妹妹进入餐厅上班。

袁继光天天出门找工作，最后在一家建筑工地谋了一个“普工班长”的差事——既能自己动手干活，也能为工地招揽“普工”抽“人头费”，还算不错。

小半年后，夫妻二人小有积蓄。

但袁继光开始膨胀了。

生活上，餐餐要求有鱼有肉，出门时一副“大背头”梳得油光水亮，衣着必定光鲜照人，让人一看就是有钱的“主”。

更为可笑的是，袁继光这副派头，在小姨子何小梅眼中，是帅得不能再帅了，两人常常眉来眼去，居然暗生情愫。

长时间在外打工，袁继光两口子与小姨子何小梅同居一室，夫妻生活是一大难题。而小姨子何小梅在外打工时间更长，常常感到寂寞难耐。

于是袁继光和何小梅两人，犹如干柴遇上烈火，一点就燃。

出租屋不方便，两人偷偷摸摸去酒店。

无奈去酒店钱袋子罩不住，没过多久，打工挣来的钱就花得七七八八……

于是袁继光开始想其它的心思。

从建筑工地回来，吃过晚饭，躺在地铺上，袁继光总是叫苦不迭——抱怨地铺睡着又硬又冷又潮，实在是睡不下去了。

这时候小姨子何小梅就会以“无比同情”的神色看着袁继光，再转头以“鼓励”的目光望向姐姐何二梅。

两个月后，袁继光在何二梅的默许下，钻进了床上被窝。

一张床睡下了三个人，何二梅睡中间，袁继光和小姨子各睡两边。

何二梅本以为这样可以相安无事，哪知后来事态竟然发展得一发不可收拾。

有一次，何二梅出门买菜，回到出租屋，发现袁继光和妹妹双双睡在床铺上，就差没有紧紧搂在一起。

还好，袁继光和何小梅神色自若地掩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