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无证驾驶的李锋芒急中生智，逃脱了一次检查，但事后他懊悔不已，这一次侥幸逃脱充满了偶然，他知道所有的偶然都充满了变数，如果真出点啥事可能就是被拘留，这会玷污记者这个职业。不过，黄长河再次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我认识的人中就没见过你这样反应快的。

转眼就是夏天，这个城市其实也是在点滴变化，只是太匆忙根本没有留意，叶子好似刚落光树荫又遍地，就像没了春秋只剩下夏冬两个季节轮换，简单粗暴。

李锋芒没让头发再长长，二十天左右就理一个发，板寸凉快好洗，且他一贯喜欢休闲款服装，张文秀笑他不像记者，“你看电视上那些国外记者，西装革履谈吐文雅，再看看你，还有黄长河、赵晨阳，穿着稀里哗啦的，跟你们写出来的稿子严重不符。”

叹口气，李锋芒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记者是最风光的，“无冕之王”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我听田禾说他随便打几个电话就能叫来一堆处长、企业老总来开会，现在他得经常去人家哪儿坐坐，请吃个饭联络感情。

“没办法，”李锋芒说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样的定义只有我们自己在坚守，只是随着传媒市场化，我们这个职业的从业者越来越多，素质肯定出现参差不齐，于是职业光芒越来越暗淡，这里面有报社、有记者本身因素，更是社会变革的改变。

其实，私下里我们叫自己“新闻民工”，因为相对于在编记者而言，我们的户口、档案都在自己兜里装着，一切跟打工差不多，别提啥权益，超时工作与低廉的报酬都还在竞争。一旦采访或者编辑出现闪失，马上会被单位除名。我们不仅客观上处于新闻单位的最底层，事实也如此，河右日报社的正式记者见我们都是嗤之以鼻，跟他们比，我们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工作强度却比他们大多了，又无可奈何。

那些无冕之王的说法、知识分子的光环正在逝去，逐渐变成了为养家糊口而劳碌奔波的低级体力劳动者，或多或少地陷进工作和生活的窘境。我们晚报记者们在一起聊天，普遍感到太累且看不到未来，更不要提价值感了，一篇接着一篇写，然后看评报打分算自己名次，每个月最后三名都是提心吊胆，因为连续三个月坐了这个“红椅子”，就得被辞退被扔出来，唉，尽管“新闻民工”是我们的戏谑，也是现实啊。

这是个周六上午，两个人睡起来去吃了早饭，便走到公园里溜达，已经盛夏时节，太阳一出来就是火辣辣，锻炼的人群都在树荫下，或打拳，或跳舞，还有唱歌吹奏乐器。

李锋芒这番话跟公园的闲适格格不入，张文秀说你要觉着累了咱就不干了，想继续当医生你考个研究生问题不大，我现在赚得不少，供你没问题不想当医生了，不行就到我们北方公司吧，萧阿姨说过你要过去给她弄宣传，直接给你个中层经理，那可是拿年薪啊。

笑了笑，李锋芒伸伸胳膊扩扩胸，替我谢谢你萧姨，一直说请人家吃个饭呢，总没个时间。张文秀撇撇嘴，萧姨天天饭局，不要说你没时间，是她没时间。

呵呵了一声，李锋芒说你也不要生气，从业一年来，尽管诸多不如意，但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职业，能干多久就干多久吧。报社对我不错，相对于那些扫街的记者而言，我已经非常满足了。时代变迁的记录者、社会公义的承担者、社会的良心，这些高大的评价也都还在，你说呢。至于你说穿着，你看到的很片面，放眼全世界，记者这个行业就没有那样的潇洒，如果“民工”是个贬义词，那么就换个说法，记者本就是个异常辛苦的职业，乐在其中吧。

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从刚开始的崇拜仰慕到现在每天看他累成那样，张文秀内心已经对记者这个行业产生了厌恶，但她知道自己说服不了李锋芒，于是转换话题：你给雅南安排好了实习了？

“嗯，安排好了”，李锋芒说给孙制片打了个电话，老大哥很仗义，其实我觉着这是孙总一个电话就能办到的事情，但这丫头非要给我打电话。

张文秀笑着说给我也打了，说不想给他父亲打电话，因为他父亲就一句话：不要留在北京实习，回龙脊来，这里接地气。你前段时间不去央视不也是觉着这样吗？

摇摇头，李锋芒说我更多考虑姥姥姥爷，对了，今天咱的小院盘炕呢，走吧，中午去黄长河家蹭饭，听他说有时令的野菜，他母亲最近经常上山弄呢。

说完就掏手机，张文秀说你是命令还是商量啊，我没说去呢，李锋芒笑着说你就爱吃个野菜，这个不用商量，咱给长河的父亲买两瓶好酒吧。

张文秀说行，但你不能喝，最近喝酒少看你脸色就红润，你是学医的，不知道喝大酒伤肝啊。

“不喝，不喝”，李锋芒拨通电话，黄长河说他在学车，“你们在哪儿，我去接你们。”

李锋芒说在报社对面的公园呢，二十分钟后在公园正门口见吧，中午给阿姨说凉拌野菜，我给叔叔买两瓶酒。黄长河说啥都不用买，最近我妈天天去挖野菜，院子晒得到处都是，中午给你弄各种野菜好几盆，过水面。

俩人在公园门口超市买了酒出来没几分钟，黄长河开着个面包车过来了，到跟前“呼哧”停下下车，副驾驶下来个陌生人，黄长河说这是我请的教练，拿上驾照一个月了，还是胆小，李首席你来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