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如果这个案子你能翻过来，你将成为西方世界华人律师的佼佼者。”我低着头，一边翻资料一边说道。

“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瘆人，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胜诉希望渺茫啰。”

我点点头，继续翻看材料，后面几页是法医尸检报告、目击者笔录和嫌疑人口供。在目击者笔录中，我找到了吉米的问询记录。当警方询问他是否在案发当晚见过嫌疑人时，他的回答一开始是不确定，后经仔细回忆，给出了模糊的答案，好像见过。这样看起来，警方这份笔录是可信的。

关于奥多姆与教授的个人矛盾，警方采纳了三位当事人的证词，分别是当年担任霍森教授助教，现任生物系教务中心副主任的格尔林先生，奥多姆的同学丽萨，以及他在公交公司的同事福林。

格尔林先生表示，奥多姆的成绩比较糟糕，多门课程重修或补考，且上课经常无故缺席。霍森教授治学非常严谨，对于奥多姆的毕业鉴定，坚持给予不合格评价，从而导致奥多姆不能顺利拿到学位证书，奥多姆多次冲进教授办公室，两人发生过激烈争论。丽萨女士说，曾有一次实验课，教授开了一个玩笑，大概是说用小白鼠做实验而不用猴子做实验的原因，奥多姆认为教授存在种族歧视，与教授发生冲突，并摔坏了实验用具。福林先生现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曾与奥多姆共同负责一条途径爱丁堡大学校区的公交车路线，他反映，奥多姆曾无意中表现过对该校师生的憎恨。

最后是嫌疑人口供。当年在警局实习时，整理起诉材料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每一个案例，不管参与与否，我都会从头至尾的研读一遍起诉材料。而按照自己的习惯，我会先对所有物证和目击者证词进行分析，形成自己对案件的判断，甚至对案发过程进行推演，最后再通过嫌疑人口供，进行一一验证。

然而，奥多姆的这份口供材料，却是出乎我的意料。在长达十几页的问询笔录中，除了对生活、工作等事务性的询问做了明确的答复以外，关于案件关键信息的质询，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如果证据显示我做了，我可能就做了。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在当被问及案发当晚的活动轨迹时，他给予了相对明确的回答：当晚我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当被追问喝酒过程时，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表示与本案无关。

回到安全屋，张帆坐在桌前认真研读警方提供的检控材料。我打开电脑，反复观察奥多姆两次出现在视频里的状态。

10点34分，奥多姆出现在武德路的时候，行走姿态正常，步伐平稳，眼神聚焦，肯定不是醉酒的状态。零点5分，当他出现在高地街的时候，状态有细微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行走速度变慢，步幅前后有差异，这是人疲劳状态下的反映，但要说属于酒醉不省人事的状态，那也绝对不至于。

令人不解的是，奥多姆作为本案最大的嫌疑人，拒绝透露当晚喝酒的过程，如果他的心理状态是正常的，要么他就是杀人凶手，在做最后的挣扎，要么就是为了保守一个在他看来更大的秘密。

我的直觉告诉我，奥多姆不应该是那位玩弄我们于鼓掌之间的DIA杀手。这位幕后杀手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行事干净利落，怎会留下如此愚蠢的线索让警方发现。可若不是，怎么解释眼前这些硬邦邦的证据呢，难道都是巧合。我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一时也没有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