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王素的诗中用了后汉的两个典故。这李膺是个清直大臣，权臣张让的弟弟张朔当官贪赃枉法，怕吃官司，跑到京城躲到哥哥家中的柱子里，李膺硬是砸了柱子将他抓出来杀了。董令即是董宣。湖阳公主的仆人杀了人，躲在公主家里不出来，没法儿抓。董宣等他驾车与公主一道出来，拦在半路上将他正了法。这两个人虽是直臣，后路却并不好：李膺因为党锢之祸，差点儿丢了命；董宣则潦倒了一辈子。王素的诗含而不露，齐廓的回信也无懈可击。外人怎么理解都行，两个人自己则都心照不宣。

与司马光较劲乐律的范镇，这时正知谏院，也上了一本，专替陈执中辩护。不过，用的是欲纵故擒的反法。先说上天示警，荧惑（火星）侵犯房星，合该上相出事。但天变并不应在陈执中家里打杀了一个奴婢，而是应在执中乱改祖宗音乐，紊乱典故，因循苟简，无所建树。陛下不问这些大事，御史们则专攻阴私，这样舍大责细，就是将陈执中清退了，也不能上应天变。他请求将自己的本章发给执中与各位御史传看，然后再下章罢免陈执中，好使普天下都知道皇上贬斥大臣，从来都为大事，不为小事；也让臣子们从此知道尽忠职事，再不敢为家里的些许小事而谨小慎微。

说得虽然冠冕堂皇，可御使们也不是省油的灯盏，早知道他那用意所在：大事原是皇上主张，要因大事处分丞相，不过是句遮人耳目的大话，根本不可能。大事不可能处罚，小事又不能处分，那还不是彻底解脱，又是什么呢？赵抃当即又上了一本，穷追猛打，列举了陈执中误国的八大罪状；最后，笔锋一转，又攻起范镇，说他与小人朋比为奸，不次升迁不知道感戴陛下，反而将陈执中当作恩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章营救执中，请陛下明断是非，一并给予处分。

范镇自然又要上章为自己辩护。这回说得更堂皇了，说自己并非不要处分执中，只是反对以小事加罪大臣。为一阿张加罪执中，是为一奴婢加罪丞相，事关国体，不能不认真对待。就法律而言，主人殴杀部曲至死，判徒刑一年；故意杀害，罪加一等。但如果部曲有错被罪致死，或因过失导致部曲死亡者，应搁置不究。法律之所以如此，原是要分出上下尊卑。陈执中的奴婢原有过失，虽被杖死，并没有触犯刑律，根本不应当过问。御史们罗织罪名，欲置丞相于死地，是何居心不问可知！贾谊说：“人主之尊辟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为的就是尊尊卑卑。陛下要是为一个奴婢而处罚丞相，这上下高低也就完全要弄颠倒了！陈执中做事非止一日，过去御史们全都装聋作哑，直到阿张的事出来了，才说三道四。就此一点，也不难看出他们并非以朝廷为重，不过观望趋时，投机取巧而已。

范镇还搬出了汉宣帝的故事，以便再增加一成胜算。汉宣帝的丞相魏相，家里也有个奴婢被打死了。京兆尹赵广汉怀疑是魏相夫人忌妒杀人，奏了他一本。魏相则上书自承，说这个奴婢原有错，被自己打了一顿，挪到外宅就死了，与夫人无关。有大臣当时就上书，说赵广汉摧辱大臣，罪该万死。就因为这件事，再加上其他罪名，汉宣帝最后果然将赵广汉斩了，那么多臣民说情都不行！为什么？就是要严上下之分，戒险薄之俗。他请求仁宗也效法宣帝，或者诛杀陈执中，将自己免职，永不叙用；或者诛杀御史，以正朝纲。

赵抃当然又上了书，而且他也有古人可搬。范镇搬的是汉宣帝，他则搬出唐宪宗。唐宪宗时有个五坊使杨朝汶，为追债擅自拘捕老百姓，被御史告了；宰相裴度也主张严惩。可宪宗有意庇护杨朝汶，因为正值山东兵乱，宪宗就以此为借口，对裴度说：“朕正要与您商讨山东军事，这种小事朕自会处理。”裴度却奏道：“不然。用兵是小事，五坊追捕普通百姓才是大事。兵事不治，不过乱一个山东；五坊使横暴，近在咫尺，会危及帝都，那才真正危险呢！”宪宗到底醒悟过来，将杨朝汶抓来杀了。陈执中的所作所为，比一个小小五坊使乱捕平民严重多了，自然更应当绳之以法。至少，也要罢黜不用。

两个言谏官一较劲，齐廓也就更有理由了，问案的事自然不了了之。陈执中在家里猫了几十天，看看没有动静，又到中书上班了。这一下触了众怒，不仅赵抃，整个御史台全体都要上殿告状。连正修唐书、早就变得比较平和的欧阳修，也勃然大怒，上了一本，请求罢免陈执中；为了更有力量，或者只是为了避嫌，欧阳修同时还主动请求也调出京城，去知蔡州。他因为修唐书有功，已经升了翰林学士。到了这个地步，仁宗只好妥协了，用的自然还是老办法：陈执中调出，到镇海军任节度使；欧阳修、蔡襄他们也要调出，欧阳修即如他自己所请，去知蔡州。

同时被贬的还有一个王拱辰，也是赵抃一班御史们顺手刺了一枪。此时的王拱宸已经做到宣徽北院使，判并州。赵抃主要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宣徽使从来都是一个荣誉职位，总由前两府大臣或有功劳的现任节度使充任，从来没让近侍之类的人当过。其二，王拱宸无功有罪，而且问题不小。由他这样的人担任宣徽使，有失公允，也坏了朝廷的规矩。接到奏章，仁宗并没有理会。赵抃又与其他几个御史官员，反复上书弹劾，仁宗到底吃不住，只好将王拱宸免了，仍然去做尚书左丞及学士，改知永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