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就是从战斗方面来讲述巴黎公社的战斗力是有多么的强悍。公社部队，也就是国民自卫队，4月2日和常规军的凡尔赛军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但双方也都不想谈判。公社刽子手加利费侯爵，后曾在世纪之交担任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政府的战争部长（与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一起），是梯也尔领导下指挥反击的将军之一。

邻近库尔贝瓦的市郊被政府军于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迟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装对凡尔赛的远征企图也于4月3日失败了。抵抗与求生变成了首要的考虑，公社领导层作了坚定的努力，要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国政治避难者和流亡者团体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兰前军官和民族主义者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成为公社最好的将军。议会完全支持国际主义，为了表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公社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凯旋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他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和他在凡尔赛的内阁设法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并且在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态度。纳博讷、利摩日和马赛的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对手是装订商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随军记者欧仁·瓦尔兰，以及其他中立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模仿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同名机构。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效。

从4月到5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他们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军赶回了城里。当年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在停战后没有离开巴黎的市民们的欢迎。据说有一位工程师（他经常为梯也尔政府当间谍）发现城门无人管理，于是把这一情报通知了凡尔赛军。

很强的本地忠诚度在过去曾是公社的一个有利因素，却变成了某种不利：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曾经在过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当时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中变成了宽广的大道。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奥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宽阔的广场和大街，才是他们被抵抗力量的枪炮所阻挡的地带。

在进攻中，政府军应当为对国民自卫军和平民的大屠杀负责：曾经拿过枪的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

公社曾经于4月5日颁布过一个“人质法令”，按照该法令，任何凡尔赛军的帮凶都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第5条更进一步指出，任何被凡尔赛军处决的战俘或巴黎公社正规政府的游击队员，都将导致三倍的人质被处决。但这一法令实际并没有执行。巴黎公社曾经数次试图用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来交换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他的私人秘书巴塞洛缪·圣-希莱尔（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宣称：“活该他们倒霉。”（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做过其他谈判尝试，提议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质来交换布朗基，但也都失败了。

结果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换来自己国家的新生和解放，却迎来了流血周。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五月流血周最后的巷战。

当时的报纸报道：5月25日，当国民自卫军的战士放弃水堡街的街垒时，突然有一群妇女冲出来接替他们。她们稳稳地端着枪，口里高喊着：“公社万岁！”队伍中有许多年轻的女孩，其中有一位19岁的少女，身穿海军陆战队的制服，英勇战斗，后来被一颗子弹射穿额头。最后，她们被凡尔赛的军队包围，全部壮烈牺牲。

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在当天和次日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杜伊勒里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王宫（Le Palais Royal）、巴黎市政厅、圣马丁门歌剧院，同时开始枪杀人质。

5月24日，已完全焚毁的巴黎市政厅被攻下，巴黎公社的主要成员路易斯·查尔斯·德勒克吕兹牺牲，瓦尔兰被捕。5月27日，5000人的政府军围攻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最后200名公社战士，最后这些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全部牺牲。

到了当年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特别是最贫困的东部地区，如Belleville和Ménilmontant。当年战斗到5月28日下午或晚间全部结束。据说，最后一个路障在Belleville的rue Ramponeau被攻陷。

5月28日，公社失败。麦克马洪元帅签署了一项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士兵们占领了最后一处起义据点。战斗结束了。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国防政府随后对公社社员进行了镇压。未经审判的处决延续了一个多月，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数千人被起诉。据估计约有2万人未经审讯就被枪杀，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公社方面死亡者约为3万多人，被逮捕、监禁者约为5万人，流放、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的约7000人。一些公社社员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边被枪决，而数千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

大屠杀的地点包括：卢森堡花园和别墅宾馆后面的Lobau军营。另外还有将近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随后，人被审判，大约人被判定有罪，23人被处决；许多人被判监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而各种估计值从到都有。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人被处决。据阿尔弗雷德·柯班说，人被杀害，也许还有多达人随后被处决或者监禁。4000人被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

在流血周期间的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而各种估计值从到都有。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人被处决。据阿尔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说，人被杀害，也许还有多达人随后被处决或者监禁，7000人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另外还有数千人——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成功地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后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获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成为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参议员。

“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左翼组织产生的可能”。对于被监禁的人，有一条1880年的特赦，除了那些由于暗杀或者纵火被判刑的人之外。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年。1889年，法国政府对公社社员实行了大赦。

而后对于这一次的巴黎公社为什么会失败，法兰西政府也是对这一次的起义展开了思索和反省。巴黎公社失败从主观上说，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3月18日革命后，公社没有乘胜向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进军，消灭已濒于瓦解的梯也尔政府的反动军队。公社对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坚决，甚至没有取缔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报刊。在同凡尔赛的战争中，公社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并错误地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

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利用它对凡尔赛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

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

此外，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忽视必要的集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宗派斗争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从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但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缺乏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历史条件。70年代初的法国，尚处于资本主义的青年时代，小生产仍占绝对的优势，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而，公社革命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而对于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也是有许多的评价。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马克思各种着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组成《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几篇宣言（以及恩格斯写的导言）；在列宁的着作中也是这样，特别是《国家与革命》。考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以及托洛茨基在为塔列尔的《巴黎公社》所写的序言中，都部分地对巴黎公社提出了有争议的解释。

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么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决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偶然性。然而，重要的是，1/3的当选者均是体力劳动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分子。这个政府的成员是由巴黎选民在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意外地掌握国家权力一周之后，所安排的一次特别选举中产生的。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18日，当时法国临时政府在其部分部队和民众举行联欢之后，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着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在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中（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公社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仍强调指出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3]。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同时公社的公务员政策包括：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再版导言》中指出，巴黎公社所实行的普选撤换制和工人工资制，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可靠的办法”。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公社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初步准备；这种专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是一种最适合于建立社会主义而实现劳动解放的国家。

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马克思和列宁对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质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着作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出现的严格的一党制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部分。。在公社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布吕阿的《政权和国家》，载《社会运动》杂志第79期（4～6月号）。关于主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文选可参看舒尔金德的着作[5]。关于史学问题的争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则收在利思所编的着作中。

巴黎公社的报刊积极参与公社的建设和扞卫公社的斗争，作为公社的宣传工具，客观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际情势，反映了工农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教育和动员了群众，对公社事业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由于斗争形势复杂，加之公社内部存在着两派分歧，不少报纸卷入了内部斗争，有的还发表过一些为敌人张目的错误言论，造成很坏影响。从全局来看，公社领导的新闻政策失之过宽，这更是一个深刻教训。当时巴黎还有不少报刊是敌视公社并且攻击诽谤公社政策的，公社领导人对此没有采取果断的查封措施，这些反动报刊的造谣污蔑，使公社失去了中间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支持，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工人政权的力量，这也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这在当时革命报刊所做的全部工作中，毕竟只占很小的比重。

还有就是对于巴黎公社这七十二天的历史意义。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光辉节点。它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它给资本主义以第一次沉重打击，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公社战士在同强大敌人战斗时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将永垂史册。

诚然，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和大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正与封建势力做最后阶段的斗争，发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初期阶段的这次无产阶级起义无法进行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愿望。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以致在公社成立后不可避免地在重大政策和策略上犯了严重错误，结果导致公社的后失败。公社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工农联盟，没有争取到广大农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