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廷的深处，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默默侍奉着慈圣太后。那天，明神宗如往常一样，前来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恰逢太后外出，神宗正准备离去，却不经意间发现了王氏。她清秀可人，气质独特，神宗瞬间被她吸引，私下与她共度了一段短暂而激情的时光。

然而，按照宫中森严的规矩，皇帝临幸宫女后，应当赐予对方一件信物，作为这段情缘的凭证。但明神宗却认为，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这私下的临幸实在是件不光彩的事，于是他选择了沉默，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便匆匆离去。

谁知，这片刻的风流，竟在王氏的肚子里播下了龙种。慈圣太后得知此事后，虽然自己也是宫女出身，却并未为难王氏，反而满心欢喜地召来明神宗询问详情。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认自己曾经私幸过王氏。

但皇帝的日常起居，包括性生活，都有专人详细记录，明神宗临幸王氏的事早已被记录在《内起居注》中，无可抵赖。在铁证如山面前，明神宗只得红着脸默认了这段私情。然而，对于明神宗来说，对王宫女的临幸只是一时兴起，新鲜感一过，他并不想为此负责，因此对王氏并无多少真情。

但慈圣太后却是一位贤明的太后，她深知王氏腹中的龙种对皇室的重要性。于是，她力排众议，让儿子立王氏为恭妃，并告诉儿子：“我已年老，尚未尝过抱孙之乐。若王恭妃能生个男孩，这将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岂能计较原先的贵贱？”

就这样，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宫女，因一次偶然的临幸，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皇室的未来。而这段充满悬疑和曲折的故事，也在宫廷深处悄悄传开，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十月怀胎的漫长等待后，王恭妃终于诞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然而，尽管王恭妃被立为恭妃，她的儿子朱常洛却始终未能被确立为太子，这一直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的焦点。

万历十四年正月，后宫中又传出了喜讯，宠冠六宫的郑妃诞下一子，明神宗为这个新生儿取名朱常洵。郑妃聪明伶俐，与明神宗情深意浓，两人之间的感情一直维系到生命的尽头。因为郑妃的得宠，她成为了朝野上下瞩目的焦点，但同时也引来了无数人的嫉妒和唾骂。

明神宗皇后无子，而郑妃又深得皇帝宠爱，生下皇子后，明神宗便迫不及待地将郑妃晋升为贵妃。然而，这一举动在朝野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学士申时行等人纷纷上疏，指出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而生母王恭妃却迟迟未得加封。他们担心皇帝会废长立幼，违背祖宗法制。于是，他们引用祖宗朝立皇太子的先例，强烈请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明神宗在郑贵妃的蛊惑下，总是想方设法拖延立太子之事。他心中更倾向于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想出了各种理由和借口来搪塞大臣们的请求。但这一做法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坚持要立朱常洛为太子，不愿让皇帝的私情影响国家的未来。

当时，太子又被称为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这场斗争被称为“国本之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十五年之久，使得宫廷内的权力斗争变得错综复杂，充满了悬疑和未知。在这场斗争中，每个人的命运都悬于一线，而最终的结果将决定整个国家的走向。

万历十八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山西按察使府邸内，烛光摇曳。大儒吕坤，笔耕不辍，他正在整理那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贤妇烈女事迹，欲将她们的光辉事迹镌刻于青史。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完成了《闺范图说》的初稿。

不久后，一位宦官陈矩悄然出宫，偶然间在市集上瞥见了这本新着。他翻看了几页，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随即决定买下此书，带回那深宫之内。

郑贵妃，宫中权势滔天的人物，一日在陈矩的呈献下，看到了这本《闺范图说》。她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觉得此书或许能成为她提升地位的契机。于是，她密令心腹增补了十二位女子的事迹，以东汉明德皇后为开篇，而她自己则巧妙地成为终篇，更是亲自撰写了一篇序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书中女子的赞美与向往。

随后，郑贵妃暗中指派她的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对《闺范图说》进行了重刻，推出了第二版。这一版与吕坤的原版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背后的动机与目的却截然不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版书逐渐被世人混淆。有人以为第二版是吕坤的原意，有人则误以为郑贵妃的增补是锦上添花。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权力游戏中，真相逐渐被迷雾所掩盖。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刑部侍郎吕坤怀揣着一封沉甸甸的奏疏，踏入了紫禁城的深宫之中。这封奏疏名为《天下安危疏》，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他恳请明神宗能够节俭用度，停止对百姓的横征暴敛，以期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这封奏疏却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借题发挥，上疏弹劾吕坤，指责他心机深沉，怀揣祸心。戴士衡更是翻出了吕坤早年的着作《闺范图说》，声称他以此书为媒介，暗中结交宫闱，企图讨好郑贵妃。

吕坤如遭雷击，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平白无故地背上这样的罪名。他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解释《闺范图说》只是他在万历十八年担任按察使时，为了宣扬女教而刻印的四册书籍。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绝不可能预见到这本书会被人改头换面，更不可能借此结纳宫闱。他恳请明神宗能够洞察真相，下令检查他所刻的《闺范》与郑承恩所刻的《闺范图说》，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整个事件牵涉到了郑贵妃，这使得明神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选择了装聋作哑，对吕坤的奏疏置若罔闻。紫禁城的深处，阴谋与权力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吕坤紧紧地束缚其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孤独，而真相似乎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未曾预料的是，平静的京城上空再次乌云密布，一位化名为“燕山朱东吉”的神秘人物特意为《闺范图说》撰写了一篇题为《忧危竑议》的跋文，这篇文字如同瘟疫一般在北京街头巷尾迅速蔓延开来。这个“朱东吉”之名，寓意指向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必将大吉大利。“忧危竑议”四个字背后藏着深意，它旨在扩展吕坤当年上奏的《忧危疏》所涉及的敏感话题，特别是那份奏疏并未提及立储一事。

《忧危竑议》采取了扣人心弦的问答体裁，通过对历代宫廷中嫡子与庶子废立之争的深度剖析，隐约指向了当时举国关注的“国本”问题。文中暗示，《闺范图说》以汉明德马皇后为首，讲述其从宫女晋升至皇后的故事，吕坤这样做疑似谄媚于郑贵妃，而郑贵妃重新刊印这本书，实际上是为其子谋划太子之位的隐形布局。此外，文中还指摘吕坤在其《忧危疏》中列举国家种种隐患，却唯独回避了至关重要的立储议题，其用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同时，文中还罗织罪名，宣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成了朋党，一同依附于郑贵妃羽翼之下。

这篇匿名文章一经曝光，立刻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朝野上下炸开了锅。不明真相的民众纷纷将矛头指向《闺范图说》的原着作者吕坤，使得吕坤顿时陷入了惶恐与不安之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滔天巨浪，吕坤承受不住巨大压力，只能借口抱病，请求辞官归乡，以避这场不知何时才能平息的风暴。

夜色沉沉，紫禁城的宫灯摇曳，映照着明神宗铁青的脸。一本名为《忧危竑议》的册子在他手中颤抖，内容刺痛了他的双眼，令他怒火中烧。然而，他深知，这事若闹大，必将引起轩然大波。

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此刻也是坐立不安。他在《忧危竑议》中被人指名道姓，犹如被放在火上炙烤。他的心中疑云密布，开始怀疑这册子背后的黑手，莫非是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

在此之前，樊玉衡曾公然上疏，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并直斥郑贵妃的不是。这一举动，无疑让郑家与樊玉衡的梁子结得更深。

明神宗虽恼，却不愿将事情扩大化。他亲自下旨，称《闺范》一书乃他赐予郑贵妃，书中内容与《女鉴》相仿，意在供郑贵妃日夜阅读。而后，他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二人经受严刑拷问，最终因“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被发配至广东的雷州和廉州。

吕坤，因已病退，得以幸免。自此，他闭门不出，专心着书讲学，二十年后，悄然离世，留下那本着名的《呻吟语》。

戴士衡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他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遥远的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曾有意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但樊玉衡却婉言谢绝，不愿再涉足这险恶的官场。

第一次“妖书案”如轻风拂过湖面，明神宗巧妙地掩盖了风波，政坛上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而那本神秘的《忧危竑议》，其真正的作者如同鬼魅般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无人知晓。

然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却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曲折离奇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仿佛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悬疑大戏。

在讲述这起案件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及那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明神宗对于立太子之事犹豫不决，他心中所想的，是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在封建皇朝中，嫡长制如同铁律一般不可动摇，太子之位必须属于皇后所生的嫡子，若无嫡子则立长子。而当时的皇后尚在，这使得明神宗的计划变得棘手起来。

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明神宗想出了一个办法——等待原配皇后去世，然后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一来，朱常洵的身份就会从“庶子”变为“嫡子”，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基于这样的打算，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战术，一直拖到郑贵妃能够成为皇后为止。

命运似乎并不站在明神宗这一边。皇后身体健康，长寿不衰，而且她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疼爱有加。这让明神宗的计划变得愈发困难起来。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只为了一己之私，但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