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国共两党觉醒

进入1928年，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第二次北伐渐入尾声。3月，蒋介石决定沿津浦线用兵快速北上，其谪系中央军入主中原。但北伐军必须进入山东，特别是通过津浦线枢纽济南。这触及到日本在华利益的集中区山东。引发了日本政府的强势反应。

1928年4月19日，为阻止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正式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4月21日，日军第6师团开进济南城。5月1日，蒋介石命令第1集团军朱培德部也进入济南。1928年5月3日，日军突然在济南挑起事端，先是残杀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蔡公时等人，后炮轰济南城，中国军民共死3245人，伤1450人。

蒋介石经过国民党高层集中商议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同意，决定先完成北伐，对日暂取“不抵抗”，于5月3日下午5时命令撤离济南，这就形成了“不抵抗主义”。4日，“日军所占区附近，已无一华兵”，蒋介石将此事通知日军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请其约束部下，还应福田要求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举行谈判，但据熊式辉回忆：黑田“一种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而是“求能扩大事态”，阻碍北伐军“渡河北进”。

在1931年10月22日，南京市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蒋介石曾回忆1928年济案经历：“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身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物”。可见当时战事爆发之突然，之危险。

济南惨案后，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军事上对日本“不抵抗”。但决定对日本进行外交和对外宣传战，并全面开启中德军事合作和对日备战，中德军事合作对中国抗战影响深远。同时对日进行经济战，其主要手段就是发起抵制日货和经济绝交运动。这得到了海内外国人，民众团体组织及第三党派的积极响应，就连中共也积极参与。

1928年5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进行反日宣传和日本商品排斥运动，向上海市党部发出训令，明确支持，同时指出“……切望民众持冷静的态度，慎勿做暴动及游行等，尤不可对日侨加以虐待，以致授日人以口实，或予共产党以活动机会”。

5月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员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妇女协会等21个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简称反日会），从此反日运动组织开始形成。

1928年5月8日。9日，以市人代表大会推荐的形式，成立了由各界代表23人组成的反日会执行委员会，下设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

1928年5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通过了《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和《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纲》，并要求国民党党员“以坚忍刻苦的精神执行”。

惨案应付方案七项，大致如下：

1、尽最大努力彻底解决惨案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但须积极准备武力、体力、财力并唤起民众研究日本问题、了解现实形势。

2、提倡增进国货生产抵制日货，不宜采用封闭商店、烧毁存货等有害无益的方式。

3、进行有利宣传，指导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一致。

4、劝告民众“整齐严肃，准备最后最大的奋斗，不可有无计划无组织甚至于无目的之动作”，防备共产党的破坏。

5、日本的目的，“一为镇压其国内政潮，二为延长中国残余军阀之运命”，故要“力持镇静……勿中日本军阀之奸计”，并且要更加注意“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使日本军阀无可藉口”。

6、日本第二次出兵时，颁布的八条方案继续有效。

7、惨案事实和外交状况随时通告民众，使中央和民众“息息相通，以一致精神，共济当前之危局”。

此方案要“严守秘密，禁止登载报纸”。显然，国民党要求民众和中央一致，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不要采取有害无益的方式盲目行动。同时避免“过火”行动，成为日本扩大事态的借口，并“防备共产党破坏”。还明确提出增强国货，这成为“保护国货运动”的发端。

至于抵制日货、经济绝交，会议也制定了15条要纲：

1、指导民众团体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领导经济绝交。

2、要能代表各界民众团体，不能单个系统独占多数。

3、设总务、宣传、调查、纠察等科。

4、目的是给日本经济以极大的打击，唤醒日本民众抵抗军阀政治。

5、主要工作：拒用日本银行的钞票，提取存款、停止汇兑和买卖货物等，但所有日本工厂、洋行、日侨家庭或私人雇员和雇工等暂不罢工，以免影响工人生计。

6、囤积或余存的日货，制定日货调查表，分发各店主限期填报，必要时可以秘密调查，登记统计后，按发给凭证售卖。

7、已经定购的日货停运，如果已经付钱不能停止，也要按前项办法处理，制订不得继续定购办法。

8、日本所产各种原料确属必不可少，得由委员会酌量通融，但须领有该会执照才能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