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宝座下静立的群臣，王战心中泛起了一些东西。

去年三月初四，因为多年来从前至后、从李维翰至杨镐、郑之范、直至熊廷弼、王化贞皆屡战屡败，从开原至广宁全辽尽丧，“自己”感到“切齿痛心”，发下圣谕：

“委用俱不得人......实事毫无，全辽尽陷，每一言念，切齿痛心，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武臣则逢迎朘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或偏执徇私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饷视为固然，妬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

对武臣克扣军饷、贪墨军功、文臣徇私掣肘、骗官盗饷的痛心与失望之下，“自己”决定在各地设立镇守太监，实际上就是俗称的监军太监。

“令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为镇守太监，镇守山海。”

刘应坤如今在宁远。

“令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为左右镇守太监。”

纪用如今在锦州。

“令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朝为分守中军太监，仍俱在山海关驻扎。”

派出这些太监，目的是“粮饷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务用心清查，毋容滥恶冒破......据实直写密封，不时星驰来奏”，且并不允其干预作战，“凡军中战守一应事务，著听文武将官持议而行，毋令掣肘”。

但是这派宦官出镇山海辽东之举，迎来的是举朝反对，包括黄立极、冯铨、顾秉谦这些阉党大员，也有王永光、王绍徽这样被骂为阉党但经常与魏忠贤意见不一的人。

圣谕既下，第三天，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人就上疏反对：“皇上特遣内臣镇守山海，命臣等拟谕进呈矣，乃连日闻外廷议论纷纷，人心惶惧，皆以为不可......宁远道将一片死守之心，倘见皇上别遣内臣，将恐皇上之有疑于诸臣，而诸臣不敢任。又见别遣之人一有干与，且将尽诿卸于内臣，而诸臣不肯任......至若兵饷之数目，功罪之情状，廵关御史自可身经目睹......亦何烦多此一番举动乎？”

当时的兵部尚书王永光亦上疏：“高皇帝时各边未有镇守，夫高皇帝创业圣主也，不设立镇守，定有深意......然内臣帐下岂尽以内臣之心为心，而不相牴牾乎？袁崇焕誓死报国，必能与内臣悉心商确，其图灭虏，然崇焕部下岂尽以崇焕之心为心，而不相疑忌乎？......专任袁崇焕以一事权，而随以六内臣拥聚斗大一关，事权不愈棼乎？万一袁崇焕瞻迴顾望，致误封疆，则此罪崇焕任之乎？内臣任之乎？惟是钱谷冒破，信非内臣不能清，或间遣一二人出其不意即可稽覆奸弊，无烦设立镇守......皇上如不以臣言为然，乞敕下廷臣集议，务求万全之策，无以封疆为尝。”。

作为兵部尚书，王永光明确反对设立监军太监，赞同袁崇焕专一事权。对于皇帝希望监查吃空饷、贪墨钱粮之举，王永光建议随机突然派人，出其不意的查就可以，不必给太监设立固定职位。

第四天，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人借着兵部尚书王永光这专管军事之人的奏疏，再次上奏反对派遣监军太监：“夫边计固本兵之专职也，今内臣一出，彼得藉以稍分其责......封疆之事成於同而坏於异，而委任不专，事权不一，则乖异之渐所繇开也......不妨如枢臣议，量遣一二人出其不意，事竣速还......使知皇上委任之专，事权之重”。

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大员都赞成王永光“随机派人抽查，不给太监设固定职位”的建议。

第七天，吏部尚书王绍徽以及整个吏部衙门集体上疏反对设立镇守太监。

第十一天，兵部尚书王永光再次上疏反对设立监军太监：“奴报紧急，遣内臣镇守，兵柄四分，人心惶惑。臣忆先帝......值此大利大害，若惧祸缄默甘同寒蝉，生何以事皇上？死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王永光把天启的父亲泰昌帝临终托孤都搬出来了，而且提起尧舜之君，暗指派出镇守太监不是尧舜之举，用词不可谓不重了。

但还是没拦住“自己”。“自己”实在是不知道那些督臣和武将有几人几分可信，所以坚决无比地派出了镇守太监——以家奴来获取信息。

到了十一月底，又在宣、大、山西三镇派驻镇守太监五人。

因为极力反对设立监军太监，当时王永光已经被“自己”打发到南京去了，结果新接任的兵部尚书冯嘉会还是上疏反对：“国家设督抚重臣，假之节以弹压将吏，控驭边疆，而军旅之事不以烦及内臣者，诚慎之也......”

在这段持续了九个月的君臣辩驳攻防当中，五月初六王恭厂大爆炸之后，兵部尚书王永光等大臣还有多次上疏。

其中吏部尚书王绍徽于六月两次千言上疏：

“海内多故，东有奴酋之警，南兴问罪之师，朝有营建之役，州县征税之贮上供殆尽，内府累世之积日渐消耗，当事之臣姑为一切不得已之计，以佐经费。税粮外有杂徵，徵外复有加派，诛求已尽于錙銖，剥削直入于骨髓......”

王绍徽在数千言的奏疏中明言，担心三大殿营造给朝廷财政造成重大负担，担心辽饷加征、诸般私加滥派让百姓不堪重负，担心饥寒交迫的百姓造反，希望皇帝修省自身，辨明轻重缓急，分清本末，明断主次。

“辽左之复可以岁月计，难以卒办，要在定守局、覆实饷，量物力之所入，可持久以待奴酋之敝......”

对辽东，王绍徽在奏疏中的几个主张很明确也很明智：以守为主，不求速胜；核实兵额兵饷以做到实兵实饷，避免巨额的辽饷被飘没分润，这样就可以避免对老百姓更多的杂派加征；以大曌巨大的国力物力来持久消耗辽东一隅的东奴，使东奴凋敝，不战自败；对朝政，主张不要诛杀过多的大臣。

其实这些奏疏里面的有些批评建议已经与魏忠贤、崔呈秀有了极大的冲突：诛杀之人多数实为死于魏忠贤之手；极力主张派内官监军的也是魏忠贤，目的自然是掠取军功；三大殿营造更是崔呈秀贪财揽功、升官发财的来源。

所有这些阉党重臣，从尚书到阁老，全都反对派遣太监出镇监军，支持让袁崇焕专一事权、集中指挥，实质是反对皇帝信重太监的行为。

从这近一年的坚决反对也可以看出，这些被骂为阉党的文臣，究竟是自甘堕落与魏忠贤沆瀣一气、事事唯魏忠贤马首是瞻，还是为求存于朝堂而不得已托庇于魏忠贤：面对扩大太监权力的举动，阉党的绝大多数文臣也是极力反对的，绝不是事事都顺着魏忠贤。

魏忠贤这大太监，对这些大臣如此坚决的反对太监监军自然甚是恼怒，只是他最终却没能怎么样这些大臣：

魏忠贤不傻，知道自己终究不能跟所有这些人都翻脸，更不能把所有这些人全都下狱----毕竟他是太监，是内官，明面上、朝廷法理上，他没有在朝堂上提任何建议的权力。朝堂之上如果没有这些靠近自己的朝廷重臣，他就会立刻失去影响朝政的能力，有许多事都没法办，连自身都难保。

从实质上说，这些大臣虽是抱团反对皇帝和魏忠贤，但魏忠贤和这些大臣也是抱团取暖、互相协助，对抗一心要把非东林排斥出朝堂的东林。失去了彼此，他们在东林面前都是自身难保。

所以魏忠贤也只能忍着，虽然把王永光撵去了南京，顾秉谦、王绍徽后来更是辞官了，但魏忠贤也没进一步把他们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