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年听后，想了想回应道：“非常感谢兄长的信任和推荐，若孙先生真能创办这所军校，我自然愿意尽我所能前往执教，只是唯恐自己才疏学浅，误了先生的大事。至于加入贵党，我目前确实没有这个打算。你知道我学成于米国，在米国加入哪个党派是一件相对很严肃的事情，加入一个党派就意味着你要支持和认同该党派的政治主张，并在选举中为该党派的候选人摇旗呐喊，而目前，我尚未对自己的政治信仰有过深入的思考和定位，因此暂时还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的打算。”

常凯深听完李斯年的话，并没有显露出不悦，反而对他更加钦佩。他觉得这位小兄弟有着独立的思考和坚定的立场，并非随波逐流之辈。但他并未放弃，依旧耐心地劝说：“你不必急于做出决定，可以慢慢了解我党的政治理念。若有机会，我很乐意为你引见孙先生。我相信，与他交流过后，你定会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常凯深当年就是在倭国留学时受到了“民国第一豪侠”青帮大佬陈其美的感召才投身到革命之中的，至于他最后为何会背叛革命，那就是后话了，至少此时的他还是以革命者自居的，并热切地期望更多有志之士的加入。

在常凯深离开后，李斯年继续埋头于他的《西方哲学史》的撰写工作。他打算在结婚之前将此书编撰完成，这样等到婚后去了北京大学执教之时，就可以将此书作为教材。

因此他编写的很快，也很用心，一段时间内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书籍的撰写之中，每天都泡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里面，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查阅资料。

这一天，李斯年终于完成了书稿的整体部分。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哲学看作某种介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桥梁，并据此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他深入地剖析了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看着厚厚的书稿，李斯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写此书的目的乃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沉思片刻，李斯年又开始就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加以论述：“何谓哲学？……何谓哲学史？……”他的笔触在纸上飞舞，每一个字都显得那么有力，那么坚定。

沉浸在思考与写作中的李斯年并未察觉到，一位身着蓝色大褂、面容慈祥的老人不知何时悄然站在了他身后。倒是坐在他旁边正读着《最后的莫西干人》这本书的李雅琳注意到了，但是看对方不想打扰的样子，便也没有声张。

这位老人正是商务印书馆的监理张元济先生，李斯年父亲的那位同乡加同年。

商务印书馆对于图书的收藏与购买都极为重视，他们不惜投入巨资，克服重重困难，持之以恒地四处寻觅、收集、购买古今中外的名着、古籍中的善本、珍本、孤本等图书资料。

而张元济先生，正是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之一。自民国七年起，他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接待旧书店的外勤人员，仔细翻阅他们送来的书籍，精心鉴别并挑选合适的书籍进行购买收藏。他甚至曾购得过《永乐大典》十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