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5 月 19 日，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如轻柔的纱幔，悄然覆盖在淮上这片广袤的大地。市农业局那辆崭新的 2000 型桑塔纳轿车，在驾驶员邢全的熟练操控下，稳稳地停在了我家门前。

我站在门口，目光与常英交汇。她的眼神中满是关切与不舍，那目光仿佛两道炽热的火焰，要将我的模样深深地烙印在心底。

微风轻轻拂过，吹起她的发丝，那温柔的模样让我的心微微一颤。

“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到周五再回来，这几天就不回了。孩子你照顾好，有事我会联系你的。”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平常，可内心却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有种说不出的沉重。

常英眉头微微蹙起，忧心忡忡地说道：“在外一个人，千万要多留意身体，酒尽量少喝，晚上记得早点睡。”她的声音轻柔，却带着无尽的牵挂。

我微笑着回应她：“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只要你在家把自己和两孩子照顾好一切也都好了。”

言罢，我缓缓转身上车，向常英挥了挥手。车子启动，我透过后视镜，看到常英那略显孤单的身影在逐渐远去，心中莫名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壮，仿佛这一去便是生死别离。

这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

随着车子的行驶，我的思绪也渐渐飘远。回想起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心中感慨万千。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步步走到现在，我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和汗水。我一直坚信，只要自己坚守原则，努力做好当下的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得到大家的认可。然而，此刻心中却隐隐有着一丝不安，仿佛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来到农业局，熟悉的工作节奏再次展开。办公室里，文件堆积在桌子右角，厚厚一叠。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我埋首于工作之中，试图用忙碌来驱散心中的异样感觉。可那种感觉却始终如鬼魅般缠着我，让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

周三清晨，阳光柔和地洒在宿舍的窗台上，仿佛为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我吃过早饭，在宿舍整理衣物时，手不自觉地伸向了电话，想要给常英打个电话，可念头刚起，又犹豫了。想到她可能正在忙碌，我最终还是放下了电话。

我夹着包，迎着那灿烂却不刺眼的朝阳，大步朝着市政府大院走去。市农业局招待所离市政府大院大约 200 米，一路上，微风轻拂着我的脸庞，可我的心情却依旧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巨石。阳光洒在身上，却无法温暖我内心的寒冷。

掏出手机，看着那张新卡，不知为何，我鬼使神差地换上了常用的老卡号。心里想着这样人家联系起来方便些。如果不换这个新卡，也许后面的事情会有所不同，但此刻再去想这些假设已经毫无意义。

当我踏入办公室，市政府办督查组的人员已经等候多时。我们立即叫上驾驶员邢全出发。督查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然而，9 点半，一个电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打破了这份平静。这个电话是省纪委办案组的董敬高打来的。

我匆匆跟督查组同事打了个招呼，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往国土局办案点。

一路上，我的心七上八下，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不好的猜测。我甚至想过给家属常英打个电话告知她情况，并关照一下，如果到午饭时还没接到我电话，就分别跟甄玉甄荣打电话，请他们找冒铃等人帮忙。可盲目自信的心理占据了上风，认为董敬高曾说过核对个材料就回来，没必要虚张声势，引起她的担忧。就这样，我放弃了最后一次寻求外援的机会。

就在快到董敬高的办公地点时，突然电话铃响起，拿起一看是妹妹甄盛美的电话。我问她在哪里？她告诉我，她正和河口镇的高镇长一起来市里的途中。此行是专程来找我，为的是河口镇大棚蔬菜争取资金的事。想请我出面给县农业局招呼一下，予以重点倾斜。

我让她们先到市农业局招待所等我。中午在农业局我安排午饭。在就餐时边吃边聊。讲话时高镇长就在边上，并插话欣然表示中午见面聊。就在这时，我仍自信满满，去一下核对个材料，中午笃定回来陪高镇长进餐酌酒聊事情。谁曾想，这个电话将是我作为党员干部或者说有政治生命、副处级干部身份时接听的最后一个电话。

挂了电话我让驾驶员邢权给农业局招待所打个招呼，中午增加一桌七八人左右的午餐酒宴。我表示中午参加陪客。说着车子就到了办案点门前。我让驾驶员先回去，并说：“如需要接，我会打电话给你。”

刚到办案点，董敬高那严肃而冷漠的表情便映入眼帘。他的眼神犀利，仿佛能看穿一切。他的话如同一盆冰冷刺骨的水，无情地浇在了我的心头：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有经济问题，找你来查对。从现在起，你赶紧向办案组交待自己的问题。

他的面孔和形象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我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反问道：“不是说核对材料吗？怎么变成让我交待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