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有官、私、驿、县之分，所谓的官路是由官方营制，是州与州、州与县连通的干道，而私路则是私人出资修建的，官路并非全是驿路，而驿路必然全是官路，要维修驿路更换石板石块每年可是不小的花销，可以想见日后要是轨路修起来，养护费肯定得花很多很多钱。

固定枕木用的都是金钉，只要拔下来融了就能铸币，那可比种田经商来钱快多了，为了节省工期，李宰相修的第一条从长安到洛阳的轨路并没有选择驿路，而是选择的县路，县路就是不通驿路又有传递信件需要的偏远地区所修的邮路，递铺设置较为稀疏，原本全是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国家要修轨路的消息一出，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县令一下子全都都跳了起来，纷纷联系自己京里的关系期望能让轨路能从自己的治下通过。

即便老了，李隆基有时仍然是个很英明的皇帝，司马迁那句郡县治则天下治被他牢牢记在脑子里，所以开元二十四年征贤令发出去没下文之后他又补了一个诏书，曰：

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等数宜加，诸州都督刺史、五府长史都护及县令，每有制加勋阶赐物，并同京官。

也就是说，五品以上的官员及刺史必须推荐一个县令，县令的待遇跟京官一样，同样要是县令犯了事推荐他的高官要一起担当责任，他老人家时不时的就会将县令给召回长安亲自考核，成绩优异的升迁，中等的留用，下等的直接撤职，轨路通了人口、税收、商业全部都会来，这可是现成的政绩，就算考试成绩不理想，念他们在任上”劳苦功高“的份上，即便要惩罚也不会太严苛。

李隆基最喜欢收拾三种人，一是县令，二是刺史，三是节度使，仅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一个月李隆基就给宣州溧阳县令宋廷晖、泾州良原县令周仁公、宁州彭原县令裴裔三个贪官御笔朱批了必杀令，同时他又对表现优异的县令关爱有加，各种赏赐从不吝啬，正是因为他对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县的县令选拔有方、惩处到位才让大唐的江山固若金汤。

驿路上的传舍是三十里一驿，十里一铺，县路上的递铺则是二十里一铺，而且县路一般都是土路，要安装木轨也比较方便。

秦始皇时期修的驰道路基很多都还在，只需要将汉代破坏的重新恢复就可以继续使用，省去了夯实路基这一道工序就能节省不少人力，不过麻烦的是轨路路线该怎么定下来。

县令在长安绝大多数都是有关系的，不是王侯就是宗室，要处理好这些人的委托可不是件容易事，更何况其中还涉及到了公私合营法的事，麻烦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商人的脑子活，消息又灵通，朝野之中的动荡他们也知道一点，宁王李成器在三皇子李玙离开长安到南阳任职的第二天将京兆牧的位置退出来还给六皇子李宛，自己只遥领着岐、泾、洋、蒲州四州的刺史以及太尉的虚职，秦始皇没有修从长安到洛阳的驰道，而这一次从长安到洛阳的路是全部重修的，原本是要过他的治下蒲州，但李成器又主动让了出来。

中都蒲州是六大雄城之一，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关中通河东之重要渡口，不过黄河水势多变河底地形复杂，不能修灞桥一样的固桥，只能修浮桥，开元十二倾全国之力搞出来的黄河铁牛不少人是亲眼见过的，除了铁牛之外还有八个人像牵着，这牛屁股后面有桩子，还可以理解为栓铁索的索桩，而那八个人像铸出来有何用？要是不铸那八个人像的话能省不少铁了。

从长安到洛阳必然会过黄河，离潼关最近的渡口就是蒲州，即便有八头铁牛牵着浮桥也不能稳稳地牵住日后日益繁忙的轨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学灞桥一样修一座固桥，可是在黄河上修桥太难了，可以预见又是一项要花大钱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