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对清军来说更为紧迫。

多尔衮奉顺治帝入主北京后，和进军途中一样，勒令京师以及北直隶等地汉家官绅百姓剃头留辫，以示归顺大清。可没想到，原先慑于清军兵锋的官绅百姓们听说了剃发令，态度陡变，即便是北京的官员遵令剃发的也寥寥无几，不少人观望不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护发南逃。地方百姓更是反抗强烈，畿辅一带揭竿起事者风起云涌。

主政北京期间，多尔衮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维稳边，声称“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但汉家百姓并不买账，从畿辅乃至山东等地千千万万起义者此起彼伏，烽火四蔓，屡镇不止。

清军入关，满蒙汉八旗共有八万，已是前所未有的大动员。此前叶臣等往山西、巴哈纳与石廷柱等往山东，各带了五千八旗兵，如今均会合在山西，加阿济格后续带去的三万八旗军，合计将近四万。阿济格同时节制吴三桂、白广恩以及唐通降兵两万，所以清军在山西方面部署了足有六万兵马，山西由此可以看作清廷时下最重视的战场。

阿济格出征不久，多铎又带了两万八旗军出北京，驻扎在北直隶顺天府南部，伺机待动。因为多尔衮已经了解到，明军北伐除了开赴山西外，更有史可法、左梦庚一军从南京出发，沿路收拾地方抵达了山东与南直隶的交界地带。据悉这路北伐明军近期正与盘踞曹濮等地的刘泽清部明军火并，尚未继续北，但其众多达七万人，倘若进军山东，远非王鳌永、方大猷、柯永盛等临时救火的清廷地方官可以阻挡。一旦山东事急，多铎这支军队就将迅速行动。

留在北京的，还有两万八旗军以及一万在山海关投降整编过的关辽军。北京与畿辅局势不稳，暗流涌动，多尔衮必须留有一支足以镇住场面的军事力量以备不时之需。

是故多尔衮三万、阿济格六万、多铎两万，分地布置的这总共十一万清军便是清廷用以争霸天下的本钱。而山西局势乃重中之重，称全局关键也不为过。山西要是赢了，清军便能顺势南下风卷残云攻掠晋中、关中以至河南等地，威胁明廷心腹地带并形成巨大的战略迂回优势。多尔衮对阿济格寄予厚望，配给他众多精兵良将，以期一举奠定大清代明的基业。因此阿济格稍有分神，便遭到清廷的督促，尤其在明军东路北方军随时将北进山东的当口儿，多尔衮给阿济格一连写了书信数封，要求他尽快解决山西问题，以便清廷能及时腾出手，应付其他变数。

阿济格兵马一到，就先后灭了唐通、侯大贵两军，又把孙传庭军打得七零八落，正是傲睨不可一世的当口儿，多尔衮批评了他又向他诉苦，他遂有心表现证明自己，即刻率领所部四万八旗子弟转进大同府。沿途烧杀抢掠，横行无忌。只一日，取镇虏卫，接着攻破阳和卫。再一日，前锋叶臣已然抵达去往大同府城的必经之地火石岭城。

阳和卫沿着栲栳山北部通道行军，因孔道狭窄、地势崎岖，单次通过兵力难以超过五千人，若再多兵马，必须分道走。但是清军若分兵，则必须经过广灵县绕行，不单路线大费周章，且两路兵脱节会很严重，不利于作战。八旗军早期兵力不多，面对兵分数路大举进攻的明军大多采取聚集兵力各个击破的手段。明军分兵，因为各路主将心思各异而且各条道路长度阻力不同，经常出现预期的夹击战术落空的情况。清军引以为鉴，很少选择分兵作战。

不过在此前历年清军屡次破边墙攻击大明腹地的军事行动中，因囿于宁远与山海关一线的辽左通道难以通行，清军只能绕行蒙古，选择密云县的古北口或蓟州的喜峰口等地透入。古北口与喜峰口算是边墙中相对距离较近且最大的两个口子，但每次亦只能容最多三万人通过，是以清军入口，基本分左右翼军队，各三万人。大致可知，兵分两路是清军八旗军的最大限度，而且在保证后勤的基础，每路兵的数量尽可能扩充到最大，此即为清军作战的准则之一。

阿济格老于行伍，即便连战连捷所向无敌，亦不愿意轻易分兵。栲栳山通道一次可过五千人，他让叶臣带五千人为先锋攻占沿道堡寨，其余兵马则在后边慢慢搜括军粮军械，补充后勤。所有清军预期将先后分数批通行，在大同府城外集结。

叶臣带兵出发后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不想在火石岭城撞见严阵以待的明军，颇为纳闷。其时阿济格正带着清军主力扫荡阳和卫与高山卫村堡，未曾来合，叶臣手底下不过五千人，并不贸然攻城，而是在山岭下择地休整。

清军哨骑四散，极力侦察火石岭城的明军情形，韩衮在山岭瞭望，对身边的王进朝道：“鞑子虽见我军沿岭插遍旌旗，守御森严，虽不遽进，却也不退，反而广布哨骑打探，可见心甚轻我。战阵之，兵争一口气，怎能让鞑子小觑了！”

王进朝攘甲道：“无妨，让我部拨儿马出战，给鞑子点颜色瞧瞧！”